http://www.rixlul.icu

您的位置??主頁 > 網貸資訊 >

一行兩會再釋金融開放信號 防風險還需更有效監管

  中國金融開放路線圖越來越清晰,并已進入快車道模式。


  5月29日和30日,主題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2019金融街論壇年會在京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證監會副主席閻慶民,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辦公廳主任肖遠企,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等一行兩會領導齊亮相,詳細闡述了金融供給側改革、金融對外開放等熱點議題。


  自2018年以來,我國一系列擴大對外開放的信號密集釋放。目前,除個別項目外,已基本落實到位。而在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同時,外部經濟風險正在加劇。那么,如何在擴大開放的過程中,控制可能面臨的金融失衡帶來的風險?第一財經記者在論壇上獲悉,確保監管能力與對外開放水平相適應,將成為破題關鍵。


  中國金融開放,國際反應積極


  參加此次論壇的各方皆表示,新一輪的開放措施,將進一步顯著提升中國銀行保險業的開放度和國際化程度。對此,市場、國際反應積極。


  “目前,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已向我們表達了在中國境內進一步發展和擴大投資的意愿,并已有多家外資金融機構提出了準入申請。”王兆星出席論壇發表演講時稱。


  在去年“15條”銀行保險業開放措施的基礎上。5月1日,銀保監會再次宣布12條新對外開放措施,包括在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基礎上,進一步放開外資銀行、外資保險公司持有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以及保險機構的持股比例水平等。


  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外資銀行、保險機構在華機構數量正在不斷增長。截至今年4月,共有來自54個國家和地區的215家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設立了41家外資銀行法人機構,115家外資銀行的分行和153家代表處,外資銀行的營業機構已經達到982家。同時,共有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保險機構在中國境內設立了59家外資保險機構和14家外資保險中介機構,下設分支機構達到1800多家。共有來自22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保險機構在中國境內設立了132家代表處。


  以北京地區為例,國家金融業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斷在北京落地。例如,益博睿征信(北京)有限公司已于5月2日向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遞交在中國境內開展企業征信業務的備案申請。“下一步,支持資本項目便利化的政策試點、跨境人民幣支付清算等政策在北京落地。”易綱表示。


  一直以來,經常項目順差被視為各國貿易順差的“定海神針”。但2018年我國國際收支數據顯示,經常項目雖然維持小額順差,但順差同比縮水70%。不少觀點認為,隨著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逐步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的作用將逐漸突顯。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表示,經常賬戶正在經歷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中國非常有必要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通過吸引高質量的外資流入去彌補經常賬戶下的逆差,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資本流入規模正在持續提升。從2018年國際收支情況看,境外各類資本凈流入4838億美元,較2017年增長9%。而在彭博公司如期將中國債券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后,追蹤該指數的國際投資者開始涌入全球第三大、規模超80萬億元的人民幣中國債券市場。


  邢自強估算,如果不斷沿著近兩年的時間表、路線圖推動金融市場開放,未來十年,外資購買中國債券的量級將是每年1000億美元。“人民幣資產國際化正式進入了元年。”


  閻慶民在出席論壇并發表演講時表示,提升證券期貨行業的對外開放和創新融合水平,證監會積極支持和配合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推動證券期貨行業的雙向開放戰略在北京落地,支持符合條件的證券基金金融機構“走出去”,逐步提高跨境金融服務的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更有力地支持、支撐北京服務業更高水平的擴大開放。


  開放的金融需要有效的監管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經濟全球化確實遇到了一些新問題、新挑戰,中美貿易磋商帶來的不確定性,也給開放中的金融監管提出了新要求。


  “更加開放需要更有效的監管”、“要確保監管能力與對外開放水平的相適應”成為與會者們達成的共識。


  的確,外資參與對于豐富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服務渠道、方式、范圍,改善金融供給、提升金融服務效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外資所帶來的短期和長期風險,以及可能面臨的金融失衡,也需要關注。


  肖遠企認為,外資參與度是一個很重要的衡量因素,能夠反映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結構總體活躍度。但活躍度如何把握,既要尊重規律以及服務體系的需求,同時,也要做到能夠防范、控制好可能出現的問題。“要形成一個金融與經濟和社會發展良性循環的融資體系,還需要我們共同探索。”


  去年以來,人民銀行等金融機構積極落實金融開放措施,在“商業存在”模式下,跨境金融服務開放度正在不斷提高。例如,已放開銀行卡清算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的市場準入限制,放寬了外資金融服務公司開展信用評級服務的限制,對外商投資征信機構實行國民待遇等。


  不過,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亂象,一些非法跨境金融服務摻雜其中。例如,外匯保證金交易,在我國是被禁止的,但在發達國家是合法的。有機構在境外獲得牌照,通過網站向我國跨境提供外匯保證金交易金融服務。


  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總會計師孫天琦表示,我國金融服務業在開放中要加強監管。一是,強調金融必須持牌經營;二是,金融牌照必須有國界,“任何機構通過任何方式在我國境內提供金融服務,必須持牌。獲得外國牌照,但未在我國持牌,不可通過數字平臺向中國投資者提供相關金融服務。”


  孫天琦認為,更加開放的金融市場需要更加有效的金融監管。王兆星也認為,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加強監管的制度建設。在減少機構準入數量限制的同時,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審慎性監管,確保引入機構具有優秀的專業能力,良好的風控能力和充足的資本實力。


  “我們將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同時學習借鑒國際上成熟的監管實踐,補齊監管制度短板,完善資本監管、行為監管和功能監管,確保監管能力與對外開放水平的相適應。”王兆星稱。


  對外開放,對內改革


  一邊是對外開放的有條不紊,一邊是對內改革的不斷深化。


  “金融市場的開放符合金融供給側改革減少對間接融資、特別是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同時,可以進一步改善整個金融配置效率。” 對于金融市場開放與金融供給側改革,邢自強如是說。


  “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挑戰,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金融方面最主要的著力點,就是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論壇上,孫國峰表示。


  “如果我們不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發展新的動能很可能是看得見抓不住。”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建議,進一步放寬準入,發展一大批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更好利用國家信用提供資金支持,積極推動綠色金融產品創新等。


  孫國峰認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三個要點。一是從供給側入手,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大力改善金融供給能力,提升金融供給效率;二是從結構性入手,要以優化結構為重點,從制度上激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三是從改革入手,運用改革的辦法推動金融體系結構優化,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而在外部經濟環境仍存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孫國峰認為,從國內來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韌性持續增強,新舊動能轉換加快實施,宏觀杠桿率保持穩定,金融風險趨于收斂,“但也存在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孫國峰表示,面對這些內外部挑戰,貨幣政策應對空間充足,貨幣政策工具箱豐富,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經濟增長和價格形勢變化及時預調微調,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上一篇: 受買人曾被吊銷營業執照!步森股份再遭深交所問詢

下一篇: 招行與錢端的逾期項目“羅生門”:雙方各執一詞

双色球头投注